西方文论关键词|耿力平：情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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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情感文学
摘 要：
情感文学作品刻意突出描写主要人物的情感起伏、悲伤离合, 引发读者的情感宣泄, 达到作者所期望的同情或同感叙事效果。这一文学现象集中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文坛, 特别是小说和戏剧领域, 并由此派生出情感主义。情感文学乃至情感主义的出现有其深层的哲学和社会基础, 由此开展研究可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特定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发展路径, 更全面地了解其由兴至衰的历史沿革。情感文学及情感主义在18世纪英国文坛、特别是小说领域的思想基础及文学表现与欧洲文坛的发展息息相关。结合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 解读它们在英国文学史的出现和发展, 可以为读者了解英国18世纪的文学与文化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键词：
情感文学; 情感主义; 启蒙运动; 英国小说;
略说
情感文学 (Literature of Sensibility) 以及从这个文学思潮中派生的情感主义 (Sentimentalism) 流派, 是17世纪开始的欧洲启蒙运动催生的重要文学表现形式, 亦是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启的人文主义 (Humanism) 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情感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思维与关切从眷顾阳春白雪转而面向下里巴人, 文学的对象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转向世俗阶层、普通民众, 作者的关注从表面现象转向内心深处、尤其是人们丰富的情感世界。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 情感文学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在小说、诗歌和戏剧范畴中均有体现。到了18世纪后期, 这一文学现象达到高潮, 突出体现在风靡英国文坛的哥特小说 (gothic novel) 和日益流行的情感 (伤感) 诗作, 形成情感主义流派。事实上, 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人物如雪莱和济慈的抒情诗,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各种悲欢离合的小说, 如勃朗蒂姐妹的小说和狄更斯的小说, 以及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情感诗歌, 如勃朗宁夫妇和丁尼生的情感诗, 都带有情感文学或情感主义的明显特征。因此, 探讨和梳理情感文学及情感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文学脉络, 对于我们了解英国近代文学乃至欧洲近代文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述
情感文学是注重作品中人物情绪变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而这些变化又源自客观世界的变化, 即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 所谓物质决定精神。当人们解决了温饱等基本生存问题之后, 他们更加关心人的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变化。在15、16世纪时, 欧洲的商业和贸易活动日趋频繁, 工场手工业兴旺发展, 商品和货品加速流通, 这些都给欧洲的国家和民众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 欧洲大陆开始步入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而早期资本主义的力行者也开始追求更多的话语权, 为自身的发展清除封建社会制度所设置的羁绊。他们迫切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的君主制度, 期望用一种代表新兴力量的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历史的现实为16世纪席卷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做了铺垫。
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它推崇人性的解放和自由, 从多个方面开启了民众思维的闸门, 向中世纪所代表的蒙昧和愚昧宣战, 为之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这场运动的核心是人文主义, 即把人而不是神放在首位。人文主义重视人的权利和福祉, 着眼人当下的生活而不是其未来的天堂或地狱。与此同时,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诸多新发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根据自己对天体的实际观察和计算, 判断太阳才是地球所围绕的中心, 从而用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 并在1543年出版的六卷本《天体运行论》中阐述了这一科学论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赞赏这一科学发现, 认为“哥白尼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推出伟大著作, 犹如路德在宗教领域内焚毁教谕;……从此以后, 自然研究基本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 (843) 。之后, 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继承和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 并在1584年发表了《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 提出宇宙是无限的和统一的这一颠覆性观点, 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的主导地位, 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 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伽里略依据试验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定律, 推翻了近两千年来信奉的重物比轻物先落地的传统理论。法国数学家韦达 (François Viète) 在1591年出版的《分析术入门》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tic Arts) 一书中, 首次在代数学上使用文字符号, 确立了解析二、三、四次方程的统一方法。之后, 他的同胞笛卡尔于1637年发表了《几何学》, 创立了解析几何, 进一步推动了数学科学的发展。在医学和生理学研究方面, 科学也突破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固有观念。比利时医学家维萨留斯 (Andreas Vesalius) 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 从科学的角度探索真实的人体构造, 并在1543年发表的七卷本《人体结构》 (On the Fabric of the Human Body) 一书中加以客观的描述, 从而否定了宗教权威对人自身的神学解释, 把人与神明确地加以区分。科学的迅猛发展与观念的剧烈转变相铺相成, 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和王权的绝对统治地位, 而且启迪了人们对新型社会和美好生活的想象。在英国, 人文主义思想家莫尔在1516年发表了《乌托邦》一书, 充满激情和想象地勾勒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轮廓, 为人文主义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体现和发展设计了诱人的蓝图。
人文主义的理念广泛地深入社会, 为文学家通过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范畴来表现社会人的新情感和新诉求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同时也培育了一大批能够接受并乐于接受新文学的受众。这一点突出体现在18世纪初问世的英国小说中。本文侧重揭示情感文学在小说这个新型的大众文学范畴中的演变和发展。不过, 在讨论情感文学的表现形式之前, 我们最好重温人文主义对于英国思想界的重要意义, 特别是它所催生的情感哲学思想, 以及这些崭新的哲学思想为情感文学奠定的理论基础。
情感文学的哲学基础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广义上为情感文学做了铺垫, 那么英国17和18世纪出现的经验哲学和情感理论就为情感文学的具体实施提供了重要指南。这里要重点提到的是英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休谟 (David Hume) 和斯密 (Adam Smith) 所推出的人性论, 以及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 (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提出的情感论。不过, 在论述他们的重要哲学思想之前, 我们必须追根溯源, 评述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开辟思维方向的两位前辈:英国伟大哲学家培根 (Francis Bacon) 和洛克 (John Locke) 。
培根的哲学著作为人类的认知发展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公开申明, 其在1620年发表的《新工具》 (Novum Organum) 一书的目的是为了给人们的理性思维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即新的认识工具, 也就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经验论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把自己系统地阐述归纳法的著作称之为《新工具》, 是为了与亚里士多德阐述三段论演绎逻辑的著作《工具论》 (Organon) 加以区别。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并不能运用到科学原理中去, 因为它与复杂细微的自然界不相符合, 不能证明自然界的规律 (107) 。也就是说, 经院化的逻辑推理与人们的生活实践脱节, 缺少必要的客观检验。培根通过论证“热”的发生原理等多个生活事例, 说明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 而是需要我们从诸多条件中归纳出来的结论性的东西。为此, 人们首先要去观察世界, 收集事实, 然后再用归纳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
培根提出体现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三表法” (存在表、差异表和程度表) , 说明人们发现事物的方法是由表及里, 由量到质, 经过一系列综合的观察、分析、比较, 把那些与形式不相干的、非本质的性质加以剔除, 才能够了解某个事物的确定的、可靠的、真实的和定义明确的形式 (158) , 才能够得到“初次的收获”或者开始“初步的解读” (152) 。培根的归纳法坚持以广泛收集客观事实材料为第一步骤, 进而依循逻辑来整理这些事实材料, 并在分析和比较之后, 归纳出一个确定、真实、定义明确的结论。
培根的《新工具》创立了基于实验基础上的新型归纳法, 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念, 不仅奠定了近代归纳逻辑的基础, 而且开辟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先河。培根的新思维把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引领到新的高度, 为去除经院哲学造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神学唯心主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则发展了培根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丰富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涵。培根的著作还是按照经院哲学的传统用拉丁文写就和发表, 而洛克的著作则是用国语 (英语) 完成并发表, 所以后者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更加广泛和直接。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 洛克以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大量事物为例, 用富有逻辑性的语言严谨地阐述了什么是认知以及认知是怎么得来的, 科学地指出人的意识中没有先天思想及观念。他提出著名的“白板说” (tabula rasa) , 说明人最初的心灵如同一块白板, 所得到的观念和知识都来自后天。洛克认为知识和思想是从感觉经验中产生的, 而后经过心智的多重加工才逐渐形成抽象思维或概念原则。洛克的科学论证成为近代人们认知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唯物主义论断不仅颠覆了宗教界长期以来向人们灌输的人有原罪的观念, 而且否定了人能先知先觉的谬论, 强调后天的实践和教育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这就为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详细地阐述人的认知源于多种具体的感性认识, 这些感性认识随后经过大脑的系统性加工, 包括记忆、分辨、比较、合成 (把简单的认知变为复杂的思维) 以及抽象化 (即归纳总结) ;经过这些步骤之后, 基于感性认识的简单想法才变为复杂的思想或初始的原则。但是这些复杂的思想或初始的原则并非最终的结论, 因为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中, 接受进一步的测试与验证。也就是说, “大脑在通过感官接受外在印象的同时, 亦在内部对收获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择取, 并根据此前观察到的情况做出判断……而这就是思辨能力” (233) 。需要指出的是, 洛克的“白板说”并非仅仅把心灵视为被动的接收器, 只能收取感性器官所能接受的信息, 也不仅仅把它视为简单想法升级为复杂思想的转化器。心灵的认知另有其主动的方面, 因为它要根据不断变化的事物, 不断地、辩证地在体验中、在实践中修正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观点。这个认知过程, 或曰心灵运转过程, 不受时空限制, 也就是说没有穷尽。毋庸置疑, 洛克的认识论中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带有辩证性的主线, 这种认识论的精神实质被20世纪知名哲学批评家豪尔 (Wilbur Samuel Howell) 称为“新逻辑” (284) 。
情感文学的定义与内涵
洛克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认知及如何认知的理论, 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英国文坛, 为情感文学的出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洛克曾经做过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的家庭教师, 而后者成为最先把情感提到伦理高度加以认识的哲学家。在1711年出版的《人类特性、举止、观念、时代》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一书中, 沙夫茨伯里阐述了他对情感的看法。他认为, “一个人的良好教养不仅源于其理智更源于其情感。同样, 一个真正而完全的哲学家, 不仅靠其脑更靠其心”;一个人的美德从根本上讲在于顺其自然本性, 一个真正的具备美德的人“会不假思索地、出于必然地表现出源于本性的行为” (1:81) 。事实上, “几乎在看到某种行为后产生情感和激情 (在许多情形下, 与其说被识别不如说被感觉) 的同时, 人们内在的‘眼’便分辨出真、善、美与残、丑、恶。我们怎么可能否认这些即时做出的区分不是源于我们的本性?怎么可能否认我们即时做出的辨别不是源于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纯粹地源于我们的天性?” (2:2) 。按照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的论说, 美德源于内心, 而由于外界压力或者外在动机而表现出的“美德”不是真正的美德。
在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之后, 两位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和斯密进一步分析和拓展了情感的构成原理和行为表现。休谟在1739年出版的《人性论》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第三卷“论道德”中首先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们到底是靠思想还是靠感觉来区分邪恶与美德, 来判断某个行为应该批评还是值得称赞?” (508) 。休谟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亲身感觉的愉悦或不快更加真实、更加切身;如果是美德带给我们愉悦, 是邪恶引起我们不快, 那么就不需要额外的东西来监管我们的行为举止” (520) 。他接着指出, “仅靠理智或抽象思维不能鉴别邪恶和美德, 能够起作用的一定是邪恶和美德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或者引发出的情感, 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将它们加以区分。我们显然是通过观察和感觉来判断刚正不阿和腐化堕落”。休谟给出的结论是:“因此, 人的德性确切地说是通过感知而非判断才获得的” (522) 。休谟的密友亚当·斯密持有同样的观点, 他通过更具生活气息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情感为什么是道德的源泉。
斯密出版的第一部书是《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 , 时间是1759年, 尽管其在十七年后出版的《国富论》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更广为人知。在这部评论情感与道德之关系的著作中, 斯密用大量源自生活的例子论证情感是最直接的道德晴雨表。比如, “我们常因看到他人处于悲痛之中而产生悲痛,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情绪的反映如同其他源自人性的原始情感, 绝不仅仅限于那些有着道德和人性化的一群人。不过, 这些人可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情感的冲击” (13) 。也就是说, 人的特性决定了天下所有的人, 只要其精神正常, 都能够展示他们所共同拥有的特性。斯密接着说, “当看到令我们感兴趣的悲剧或者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获救时, 我们会感到高兴;同样, 当我们看到他们遭受磨难时, 也会感到悲伤;这两种情感一样的真实” (15) 。人们所拥有的这些共性, 配以换位思考, 会使人们互为感染, 产生共鸣:“当我们看到某个人的手臂或腿马上就要遭受鞭笞时, 我们会不自觉地畏缩, 收回我们的胳膊或者腿;而当鞭子落在那个人的皮肉上时, 我们会有所感觉, 会同挨打的人一样受到伤害” (14) 。
以上这些关于人类认知与道德情感的论说丰富了英国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内涵, 引发了广泛的、深刻的、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 而这场深入人心的、为广大知识阶层所接受、所传播的思想解放运动反过来又为英国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不同范畴的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视角。18世纪的英国文豪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在他1755年出版的世界首部英语大辞典的上卷中, 就引用或提及哲学家洛克达1674次之多 (Freed 67) 。与约翰逊同时代的其他知名作家, 如诗人蒲伯 (Alexander Pope) 、期刊作家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和斯蒂尔 (Richard Steele) 、小说家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诗人格雷 (Thomas Gray) 、诗人兼戏剧家和小说家戈德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小说家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等, 也非常熟悉洛克的思想体系, 并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及或阐述。
情感文学的创作特征
在情感哲学的引导下, 意识到情感之重要性的作家们开始把创作的重点转向角色的内心世界, 转向人物的丰富情感。在戏剧范畴, 英国18世纪早期出现了斯蒂尔的情感剧《柔情夫家》 (The Tender Husband, 1705) 和《蓄意情人》 (The Conscious Lovers, 1722) , 中后期又有戈德史密斯的情感喜剧《好心人》 (The Good-natur’d Man, 1768) 和《屈尊为嫁》 (She Stoops to Conquer, 1773) 。18世纪末, 改编自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情感剧受到英国观众的欢迎。奥斯汀 (Jane Austen) 发表于1814年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 (Mansfield Park) 中的年轻人排练演出的家庭剧, 就是当时风靡伦敦舞台的德国情感剧《情人婚誓》 (Lovers'Vows) , 作者是科策比 (August von Kotzebue) 。19世纪初的浪漫派诗人雪莱的案头剧《钦契家族》 (The Cenci, 1819) 也属于这一类戏剧。与此同时, 情感元素和抒情格调也日益融入18世纪英国诗人的作品。汤普森 (James Thomson) 以景抒情的《四季歌》 (The Seasons) 从1726年开始陆续发表后, 受到广大读者的持续欢迎, 到18世纪末时已再版50次之多, 为之后英国浪漫诗歌的兴起做了重要准备。进入18世纪后半叶, 情感诗在格雷、柯林斯 (William Collins) 、克拉布 (George Crabbe) 以及库伯 (William Cowper) 等诗人的推动下达到高潮, 形成了重要的流派。值得一提的是, 在诸多的情感诗歌中不仅有诗人的个人情绪的表露, 而且有诗人对社会和政治的考量。上面提到的戈德史密斯在1770发表的《被遗弃的村庄》 (The Deserted Village) 就是通过怀旧的情感来描绘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被牺牲的普通农户, 以及他们在丧失田园般家园之后的多舛命运。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 英国诗人的政治情怀也通过诗歌加以抒发。比如, 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浪漫诗人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 就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待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 其按捺不住的澎湃激情跃然纸上。在他的长篇自传体诗《序曲》 (Prelude) 中, 诗人回忆这段经历时依然感慨万千:“但其时欧洲大陆欣喜若狂/法兰西屹立在黄金时刻顶点/人性的新生似乎就要实现” (Gill 459) 。
不过, 在18世纪的英国, 情感文学得以集中表现的领域还是非小说莫属。印刷术的普及、造纸业的兴起和私人租书店的出现, 为日益增强的民众阅读需求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反过来, 读者群体的日益扩大也让各种以小说为媒介的情感故事在英伦三岛找到好奇而热情的受众。早期英国小说家理查森的成名小说《克拉丽莎·哈洛》 (Clarissa Harlowe, 1747—1748) 问世之后, 小说家们就一直成功地利用主人公 (尤其是女主人公) 的情感世界来打动和吸引大众读者。在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中, 克拉丽莎伤感的自述再现了其婚后的悲惨遭遇, 把读者带进她细腻的内心情感世界, 并与她的命运产生共鸣。读者对女主人公所遭受的伤害感同身受, 对施暴于她的恶棍洛夫莱斯憎恨有加。尽管理查森颇受欢迎的的情感小说遭到持不同见解的同时代作家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的贬责、挖苦乃至戏仿, 如《夏米拉》 (Shamela, 1741) 和《约瑟夫·安德鲁斯》 (Joseph Andrews, 1742) , 但这并没有妨碍理查森的名声。其实, 菲尔丁自己创作的小说也并没有脱离情感潮流的影响。他于1749年发表的名著《汤姆·琼斯》中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个性情中人。率真、正直、多情、不拘小节的汤姆与多名女子“有染”, 不过他从没有玩弄她们的意思。他充满感性的真切、真实和毫不做作招人喜欢。可以说, 菲尔丁是在用自己推崇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宣扬其所欣赏的率真的人性情感。
当英国小说在18世纪中后期进入成熟阶段时, 强调人物情感的初衷自然而然地催生了迥异不同的创作题材, 并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这一新生文学范畴的生命力。其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小说家常常设计令读者泪奔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二是他们常常编排有异域格调的惊悚情节, 以求制造阴森恐怖的气氛, 加剧人物的心理变化, 酿造出极端的悲喜叙事效果。戈德史密斯的小说《韦克菲尔德牧师》 (The Vicar of Wakefield, 1766) 和斯莫利特 (Tobias Smollett) 的小说《汉弗·莱克林克奇遇记》 (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 1771) 等属于第一类。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于1764年发表的哥特小说《奥特兰托城堡》 (The Castle of Otranto) 和拉德克利夫夫人 (Mrs.Radcliffe) 在1794年发表的《尤道弗的奥秘》 (The Mysteries of Udolpho) 属于第二类。与此同时, 情感的道德性和社会性也开始充分地在故事情节中得到体现。苏格兰小说家麦肯齐 (Henry Mackenzie) 在1771年出版的《情感人》 (The Man of Feeling) 就属于这种社会型情感小说。事实上, 《情感人》几乎就是在用艺术的表现形式诠释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休谟和斯密两位大家关于人性、情感和道德的哲学论述。同为苏格兰人, 麦肯齐不仅是休谟和斯密的朋友, 而且熟悉并认同他们的哲学思想。《情感人》一问世便受到英国、爱尔兰、欧洲大陆和美国读者的欢迎。截至作者去世的1831年, 这部小说的各种版本就达到四十三个之多 (且不计每个版本的印刷次数) , 成为当时不可不读的情感热门书。
《情感人》塑造了一位善良、慷慨、富有正义感和充满同情心的悲剧人物。男青年哈雷虽然属于绅士阶级, 但由于家道中落, 年收入缩水到只有250英镑 (Mackenzie 8) 。在哈雷生活的18世纪中后期, 一个单身绅士的基本生活开销每年至少需要150英镑—如果雇不起管家至少要有一名贴身男仆和一名女仆, 如果供不起马车至少要养一匹马和雇一个马夫, 此外还有旅行、接待、消遣等费用, 还要纳税。哈雷的250英镑不至于令他捉襟见肘, 但也不容许他结婚生子养家。这就是为什么哈雷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自始至终未向他深爱着的邻家淑女沃尔顿小姐求婚, 尽管有着4000英镑嫁妆的后者十分欣赏他并深深地暗恋着他。麦肯齐的哈雷不同于之前的情感小说塑造的完美型主人公;他的情感也有别于那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引发的情感波动。哈雷的情感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道德观。不过, 这位男主人公并非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之人, 他也曾在所谓见多识广的友人劝说下屈尊去伦敦活动, 试图谋得家宅附近的一小块土地。但当他发现自己被贪婪虚伪的政客敷衍后, 便决定再也不违心地去通过走关系来获得个人利益。他在伦敦看到了迅猛发展的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严重的道德缺失。他尽自己所能施舍所遇到的穷困落魄的路人, 哪怕有时由于对善良人性的笃信令他落入骗子设计的圈套。一时的上当受骗只是让他汲取教训, 并不能改变他的行为准则。他的感情移入源自他的换位思考能力, 源自他赖以思考的道德高地。正如同时代的著名苏格兰小说家司各特 (Walter Scott) 所评论的, 《情感人》中的男主人公“始终一贯地服从于包涵着道德意义的各种情感” (171) 。哈雷想用一己之力弥补社会剧变造成的种种不幸, 其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甚至是悲惨的 (他几乎是孤独地、默默无闻地在家乡病逝) 。但是他所代表的人类的情感特征和道德品质, 在当时那个财富快速扩张但道德水准急速下降的过渡时期, 显得尤其高尚和动人。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故事中, 不同形式的“泪奔”出现过五十六次之多。眼泪是情感的外化, 是证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简单明了的证据。事实上, 当时的许多读者都是含着泪水读完这部小说的, 这说明麦肯齐的艺术创作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情感脉搏。
在众多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中, 具有超越时代精神的情感小说家当属斯特恩, 他的自由暴露性情的杰作《项狄传》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1760—1767) 和《感伤的法意旅行》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 , 不顾18世纪英国社会的公序良俗, 口无遮拦地表达人们通常视为隐私的情感, 成为当时的先锋之作, 引领了一百多年后出现的现代派艺术创作。这种不按规矩出牌、一味顺从天性的情感写作以揭示人物的各种心理活动见长。书中的人物常有奇思妙想且多愁善感, 经常通过一些不便公开谈论或不足挂齿的事件来引发感触或悲叹, 哪怕造成他们情感波动的是一只苍蝇、一条毛驴或者一只小鸟;他们在诙谐幽默中表露哀婉的情调, 抒发小人物的敏感性和同情心, 以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但即便在如此前卫的小说创作中, 我们依然会发现情感和道德之间的联系。比如, 《项狄传》中的托比叔叔手下留情, 把抓在手里的苍蝇放生而不是弄死它, 因为他想到“这个世界肯定大得可以容得下你和我” (131) 。这个细微的的动作被年幼的、有着“同样的怜悯之心”的项狄看到, 也给他带来“愉悦”之感:这个“带有普世性的善良行为给我[项狄]上了永世难忘的一堂课” (131) 。对一个小昆虫的怜悯、对绝对弱势方的爱护, 可以引申到对所有生命的尊重;而仅仅看到这种善行就感到开心, 则是人的天性及这种内在气质的道德外化。
需要一提的是,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 情感小说也成为保守派 (反对革命) 与激进派 (同情革命) 进行论战的重要文化阵地。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兼哲学家伯克 (Edmund Burke)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一书中, 指出大革命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合法权威的暴力叛乱, 与追求代议、宪政的改革运动相去甚远。他批评大革命是企图切断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贸然实验, 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文明大劫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 拥护现行的英国君主立宪体制, 反对法兰西共和体制的保守小说家韦斯特夫人 (Mrs.Jane West) 在自己的小说中, 如1796年发表的《说长道短》 (A Gossip’s Story) 、又如1799年发表的《时代的故事》 (A Tale of the Times) , 把坚守传统、笃信英国国教的基督徒描绘成正面人物, 而把无神论者或者背叛基督教的人刻画成反面人物。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家如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和贝奇 (Robert Bage) 等则通过情节和人物的设计表达对腐败贵族的谴责和对改革力量的支持, 如前者在1794年发表的《凯莱布·威廉姆斯历险记》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如后者在1796年发表的《赫莫斯布朗或多变之人》 (Hermsprong:or, Man As He Is Not) 。
情感小说 (特别是哥特小说) 在18世纪末进入鼎盛时期, 但是它的衰落也悄然开始了, 而加速其消亡的恰恰是其自身的弱点, 即过度追求怪异情景和感官刺激, 过度凭空想象和脱离现实。而为即将寿终正寝的情感小说敲响丧钟的, 正是英国最著名的经典小说家奥斯汀。据其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 (Cassandra Austen) 手书的备忘录记载, 早在1798—1799年间, 这位二十出头却早熟而睿智的女作家就开始进行反哥特小说的创作 (Austen对页) 。其实, 奥斯汀在更早的少年习作中, 就已经开始运用反讽修辞揭露和抨击虚伪和自私的情感, 比如“爱情与友情”。正式开始小说创作的奥斯汀, 不再单纯地对哥特小说进行讽刺, 而是通过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解析情感与理智的关系, 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蕴含着启蒙思想的小说风格, 受到不同阶层众多读者持续性喜爱。在奥斯汀最先创作但去世后才发表的小说《诺桑觉寺》 (Northanger Abbey, 1818) 中, 一直在乡下生活、不谙都市社会之复杂性的年轻女主人公凯瑟琳以纯真的本色出场, 但单纯的她很快就被别有用心的索普兄妹所俘获。妹妹伊莎白利用凯瑟琳的好奇心, 牵着她热读恐怖、怪诞的哥特小说, 使她深陷小说世界中的情感漩涡, 令其分不清虚拟现实与真实社会的界限, 从而伺机获取一己私利。在汲取现实给予的多次教训之后, 女主人公的认知能力才得到提升, 才逐渐学会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方法。此时, 当狡猾的伊莎白试图故伎重演时, 她发现哥特小说和哥特术语已经吸引不了凯瑟琳了。在奥斯汀之后创作的五部小说中, 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始终是男女主人公要面对的中心问题。奥斯汀高明的地方在于, 她精心设计的情节和人物变化不是简单地否定情感的作用。当真实的情感质朴地抒发时, 读者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正能量, 并且很容易加以认同。在潜移默化地传递唯物主义认知哲理的同时, 奥斯汀的小说渗透和散发着深深的人类情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的中晚期小说中, 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 (Persuasion, 1818) 。
当英国在1837年随着女王的登基步入维多利亚时代之后, 情感文学及情感主义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 但依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得以延续。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 (Jane Eyre, 1847) 描述了女主人公充满激情且跌宕起伏的人生, 其妹妹艾米莉·勃朗蒂的《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1848) 刻画了男女主人公之间撕心裂肺但扭曲狂虐的爱情, 狄更斯则以戏剧性描绘悲欢离合的情节和人生命运的叵测而著名。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小说家爱略特 (George Eliot) 的作品中也多有细腻动人的感情描绘, 如1853年发表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The Mill on the Floss) 。更为重要的是, 18世纪情感小说中包涵的道德观和社会性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得到更加广泛和更加充分的表现, 为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伦理建构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今天, 被“煽情”无数的读者对于两百多年前流行一时的情感小说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见过“大世面”的读者在接触到那些曾经催人泪下的情节时, 不仅不会掉泪, 有时甚至会哑然失笑。当年的动人情节在他们的眼中显得做作、牵强甚至可笑, 当年柔情伤感的女主人公则显得肤浅而缺乏吸引力。但是不变的是, 我们的好恶偏好仍然源自我们最本能的肌体反应和心灵反应。人类的情感依然是人性的基本特征, 而情感文学的表述只不过变换了方式。
丰富的情感是人类之间沟通的重要基础, 也是人类感知世界, 达到复杂思维的必要条件。对于顽固不化的人, 我们采取的工作方法往往先是动之以情, 然后才是晓之以理。情感是通往心灵的路径, 以情入手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进而达到思想交流的目的, 被证明是最佳的人类沟通方式, 比上来就陈述一番道理有效得多。17世纪时, 英国的哲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18世纪时, 英国的文学家们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略，本文摘自《外国文学》2017年第01期，侵删）
作者简介：耿力平，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员教授，博导。研究方向：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加拿大文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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